在美国，没有哪一个群体对经济理论的排斥程度超过政治家。对政治家们来说，经济理论纯属空想。因此，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担任要职时，他们的上司总是持怀疑、排斥、甚至直接拒绝的态度。
约翰逊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阿瑟·M·奥肯，曾经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又同时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的话，通货膨胀将加速。约翰逊没有理睬他。同样地，里根也没有接受马丁·费尔德斯坦关于大幅度削减税收和增加预算赤字的理论。高赤字政策的神话在此后的15年间就破灭了。
现在轮到斯蒂格利茨了。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其中后两年担任该团主席），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55岁的他没有退回斯坦福去当教授，而是在去年接受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而远离了自己从不擅长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将来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来看看保险，这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
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他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的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他提到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要问斯蒂格利茨他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他就会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长的印第安纳州的小城Gary。在那里，他的同学们，钢铁工人的子女，使他熟悉了解雇和破产这些概念。虽然，在那个时候他还不会使用不完全市场来描述这些现象。
“不像那些在市郊长大的人，你并没有和你周围的人隔离开。”他说。
他的父亲今年95岁，刚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今年84岁，在50岁的时候成为小学教师，在67岁的时候，仅仅因为学校的规定而退休了。由于不愿停止工作，她开始教纠正阅读，后来又教成年人，直到8个月前才退休。
斯蒂格利茨在Amherst大学的时候，以优异的优绩（尤其是数学）获得了奖学金。1963年，上大学一年级时，他成为学生会主席，并参加了在华盛顿的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是马丁·路得·金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萨缪尔森，著名的教科书作者，在经济学研究中注入数学方法的先驱之一，也是他的导师之一。
得益于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创造力，斯蒂格利茨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是硕果累累。23岁时，他成为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在那里，他的聘用合同包括这样的附加条款：在课堂上下，都必须穿鞋；证明自己租了一间房。（人们怀疑他做研究工作做到深夜而常常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到剑桥大学任教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轻易地获得了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的终生教授职位。现在他挂职于（onleave）斯坦福大学。
虽然没有做生意，他在经济上还是很宽裕。作为一个明星教授，拿着六位数的薪水，他的商业咨询费标准是每小时500美元。在世界银行，他的收入比他在克林顿经济顾问团的130000美元的年薪还高，具体的数目他不愿意说。他的书每年也为他带来六位数的版税收入。他的夫人，简·哈娜薇，一位研究教育机构的社会学专家，在华盛顿的城市研究所经营一个研究中心，也有六位数的收入。
“我们家缺时间，不缺钱。”她说。
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旅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他家饭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吃饭的时候，他有时会检查这张图，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去过。再过几天，他将来中国讲学，这里我们衷心祝愿他讲学成功，中国之行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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